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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仲淹

(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北宋名臣)
最后更新于:2022-12-04 09:09:08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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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仲淹(989年8月29日-1052年5月20日),字希文,汉族,北宋著名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军事家、文学家。范仲淹幼年丧父,母亲改嫁长山朱氏,遂更名朱说。大中祥符八年(1015年),范仲淹苦读及第,授广德军司理参军,迎母归养,改回本名,后历任兴化县令、秘阁校理、陈州通判、苏州知州等职,因秉公直言屡遭贬斥。宋仁宗康定元年(1040年),与韩琦共同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,采取“屯田久守”方针,巩固西北边防。庆历三年(1043年),出任参知政事,上疏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,提出十项改革措施。庆历五年(1045年),新政受挫,范仲淹被贬出京,历任邠州、邓州、杭州、青州知州。皇祐四年(1052年),改知颍州,范仲淹扶疾上任,行至徐州,与世长辞,享年六十四岁,谥号文正,世称范文正公。

范仲淹政绩卓著,文学成就突出,他倡导的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,对后世影响深远。

人物生平

早年经历

范仲淹先祖是唐朝宰相范履冰,世居邠州。范仲淹高祖范隋,唐懿宗时渡江南下,任丽水县丞,时逢中原兵乱,遂定居吴县(今苏州市)。五代时,曾祖和祖父均仕吴越,父亲范墉早年亦在吴越为官。北宋建国后,范墉追随吴越王钱俶归降大宋,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。范仲淹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官宦家庭出生,时为宋太宗端拱二年(989年)。

淳化元年(990年),父亲范墉因病卒于任所,母亲谢氏贫困无依,只得抱着两岁的范仲淹,改嫁淄州长山人朱文翰,范仲淹也改从其姓,取名朱说(yu&egrave;)。

苦读及第

大中祥符四年(1011年),范仲淹得知家世,伤感不已,毅然辞别母亲,前往应天府(今河南商丘)求学,投师戚同文门下。数年寒窗生涯后,范仲淹已博通儒家经典的要义,有慷慨兼济天下的抱负。

大中祥符八年(1015年),范仲淹以“朱说”之名,登蔡齐榜,中乙科第九十七名,由“寒儒”成为进士,被任为广德军司理参军,掌管讼狱、案件事宜,官居九品。鉴于已有朝廷俸禄,范仲淹便把母亲接来奉养。天禧元年(1017年),范仲淹以治狱廉平、刚正不阿,升为文林郎、任集庆军节度推官,便归宗复姓,恢复范仲淹之名(一说,天圣六年—1028年,范仲淹服母丧后方更名)

泰州治堰

天禧五年(1021年),范仲淹调任泰州西溪盐仓监,负责监督淮盐贮运及转销。西溪濒临黄海之滨,唐时李承修筑的旧海堤因年久失修,多处溃决,海潮倒灌、卤水充斥,淹没良田、毁坏盐灶,人民苦难深重。于是范仲淹上书江淮漕运张纶,痛陈海堤利害,建议沿海筑堤,重修捍海堰。

天圣三年(1024年),张纶奏明朝廷,仁宗调范仲淹为兴化县令,全面负责修堰工程。天圣四年(1026)八月,母亲谢氏病逝,范仲淹辞官守丧,工程由张纶主持完成。

执教兴学

天圣五年(1027),范仲淹为母守丧,居应天府。时晏殊为南京留守(治今商丘)、知应天府,闻范仲淹有才名,就邀请他到府学任职,执掌应天书院教席。范仲淹主持教务期间,勤勉督学、以身示教、创导时事政论,每当谈论天下大事,辄奋不顾身、慷慨陈词,当时士大夫矫正世风、严以律己、崇尚品德的节操,即由范仲淹倡导开始,书院学风亦为之涣然一新,范仲淹声誉日隆。

天圣六年(1028年),范仲淹向朝廷上疏万言的《上执政书》,奏请改革吏治,裁汰冗员,安抚将帅。宰相王曾对万言书极为赞赏,时晏殊在枢府,王曾便极力推举范仲淹,晏殊遂面圣陈述范仲淹既往政绩。十二月,仁宗征召范仲淹入京,任为秘阁校理,负责皇家图书典籍的校勘和整理。

秉公直言

天圣七年(1029年),仁宗十九岁,章献太后宋真宗章献皇后依然主持朝政。冬至,仁宗准备率领百官在会庆殿为太后祝寿。范仲淹认为这一做法混淆了家礼与国礼,就上疏仁宗说:“皇帝有事奉亲长之道,但没有为臣之礼;如果要尽孝心,于内宫行家人礼仪即可,若与百官朝拜太后,有损皇上威严”,谏言仁宗放弃朝拜事宜。上疏奏报内廷,没有获得答复。范仲淹又上书太后,请求还政仁宗。奏书入宫,再次石沉大海。晏殊得知范仲淹上疏,大惊失色,批评他过于轻率,不仅有碍自己的仕途,还会连累举荐之人。范仲淹据理力争,并回写一封长信(《上资政晏侍郎书》),详述自己做法的缘由,申明自己的政治立场:“侍奉皇上当危言危行,绝不逊言逊行、阿谀奉承,有益于朝廷社稷之事,必定秉公直言,虽有杀身之祸也在所不惜。”

天圣八年(1030年),范仲淹请求离京为官,被任为河中府通判;次年,调任陈州通判。范仲淹虽“处江湖之远”,不改忧国忧民本色,在此期间,他也多次上疏议政。朝廷欲兴建太一宫和洪福院,范仲淹认为“大兴土木,劳民伤财”,建议停工;在吏治方面,范仲淹针主张削减郡县,精简官吏,并多次上书陈述中央直接降敕授官的危害,认为“不是太平治世的政策”;又建议朝廷不可罢免职田,认为“官吏衣食不足,廉者复浊,何以致化”。范仲淹的这些上疏虽未被朝廷采纳,但其一片忠心打动了仁宗。

明道二年(1033年),太后驾崩,仁宗亲政,召范仲淹入京,拜为右司谏。时群臣多议太后垂帘时为政之失,范仲淹却认为太后虽秉政多年,但亦有养护仁宗之功,建议朝廷掩饰太后过失,成全其美德。仁宗采纳,诏令朝廷内外不得擅自议论太后之事。仁宗因刘太后新亡,欲立杨太妃(宋真宗章惠皇后)为皇太后,参与军国大事。范仲淹认为频立太后,有皇帝不能亲政之嫌。仁宗采纳,罢黜太后册名,但称谓不改。

七月,天下大旱,蝗灾蔓延,江淮和京东一带灾情尤其严重。为了安定民心,范仲淹奏请朝廷派人视察灾情,仁宗不予理会。范仲淹便质问仁宗:“如果宫中停食半日,陛下该当如何?”仁宗幡然醒悟,派范仲淹安抚灾民。范仲淹应诏赈灾,开仓济民,并将灾民充饥的野草带回朝廷,以警示六宫贵戚戒除骄奢之风。

伏阁请对

明道二年(1033年)冬,郭皇后误伤仁宗,宰相吕夷简因与皇后有隙,遂协同内侍阎文应、范讽等人,力主废后。消息传出,群臣议论纷纷,都认为废后不合适,范仲淹也向皇帝进言。因吕夷简事先令有司不得接受台谏章疏,疏入内廷,不得奏。范仲淹遂率中丞孔道辅、侍御史蒋堂、段少连等十余人跪伏垂拱殿外,请求召见,仁宗不见,派吕夷简出来解释。范仲淹等与之当庭辩论,吕夷简理屈词穷,无以为对。

第二天,范仲淹与众人商议,打算早朝之后,将百官留下,再次与宰相谏争。一行人刚走到待漏院,朝廷诏书下达,外放范仲淹为睦州知州,孔道辅等人也或贬或罚,无一幸免。河阳签判富弼上书仁宗,建议诏还范仲淹入京,以开言路,未得批复。

景祐党争

景祐元年(1034年),范仲淹调任苏州知州,辟所居南园之地,兴建郡学。时苏州发生水灾,范仲淹命令民众疏通五条河渠,兴修水利,导引太湖水流入大海。次年,因治水有功,范仲淹被调回京师,判国子监,很快又转升为吏部员外郎、权知开封府。范仲淹在京城大力整顿官僚机构,剔除弊政,开封府“肃然称治”,时称“朝廷无忧有范君,京师无事有希文”。

景祐三年(1036年),范仲淹因不满宰相吕夷简把持朝政,培植党羽,任用亲信,向仁宗皇帝进献《百官图》,对宰相用人制度提出尖锐批评,劝说皇帝制定制度、亲自掌握官吏升迁之事。吕夷简不甘示弱,反讥范仲淹迂腐,诬蔑范仲淹“越职言事、勾结朋党、离间君臣”。范仲淹便连上四章,论斥吕夷简狡诈,因言辞激烈,遂被罢黜,改知饶州。侍御史韩渎曲意迎合,列写范仲淹同党的姓名,奏请仁宗在朝廷张榜公示。

范吕之争,牵连甚广。秘书丞余靖上书请求修改诏命;太子中允尹洙上疏自讼和范仲淹是师友关系,愿一起降官贬黜;馆阁校勘欧阳修责备高若讷身为谏官,对范仲淹被贬之事一言不发,蔡襄亦作《四贤一不肖》诗,攻击高若讷,皆牵连遭贬。朝臣畏惧宰相势力,莫敢置言。范仲淹被贬出京,竟无人敢送别,只有独图阁直学士李紘、集贤校理王质出郊饯行。

景祐四年(1037年),吕夷简被免除宰相之职,士大夫们接连不断地替范仲淹辩白,双方互相辩驳,朋党争论四起。仁宗诏宰相张士逊问计,下诏禁止互结朋党。

因范仲淹多次因谏被贬谪,梅尧臣作文《灵乌赋》力劝范仲淹少说话、少管闲事、自己逍遥就行。范仲淹回作《灵乌赋》,强调自己“宁鸣而死,不默而生”,尽显为民请命的凛然大节。

戍边西北

宝元元年(1038年),党项族人李元昊称帝,建国号大夏(史称西夏),定都兴庆(今宁夏银川),与宋朝的外交关系正式破裂。次年,为逼迫宋朝承认西夏的地位,李元昊率兵进犯北宋边境,于三川口大败宋兵三川口之战,集兵于延州城下,准备攻城。消息传至京师,朝野震惊。

康定元年(1040年)三月,因边事吃紧,仁宗以范仲淹众望所归,召回京师,担任天章阁待制、出知永兴军。七月,升为龙图阁直学士,与韩琦并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,担任安抚使夏竦的副手。八月,范仲淹请知延州,到任后,更改军队旧制,分部训练,轮流御敌;同时修筑青涧城和鄜城,作为军事基地,节省边境开支。仁宗诏命这支军队为康定军。

康定二年(1041年)正月,仁宗诏命陕西各路讨伐西夏,范仲淹上疏,建议加强边防守备,固守郦延,以军威恩信招纳西羌归附(时羌族为元昊向导,为其所用),徐图西夏,仁宗采纳。范仲淹又奏请修筑承平、永平等要塞,把十二座旧要塞改建为城,以使流亡百姓和羌族回归。

二月,元昊进兵渭州(今甘肃平凉),仁宗批准夏竦反攻计划,韩琦命尹洙谒见范仲淹,联络同时发兵。范仲淹认为反攻时机尚未成熟,坚持不从。韩琦派环庆路副都部署任福率兵出击,西夏军受挫撤退,任福下令急追,追至西夏境六盘山麓,于好水川遇伏被围,任福等十六名将领阵亡,折兵万余好水川之战。四月,仁宗降夏竦为豪州通判,范仲淹为户部员外郎、知耀州,职责不变。

五月,范仲淹改知庆州,兼环庆路都部署司事。元昊起兵时,曾联络羌族,约定环庆路酋长六百余人为其向导。范仲淹到任后,即以朝廷名义犒赏羌族各部,与之签订条约,严明赏罚,羌族遂脱离西夏,为宋效力。为进一步稳固边防,范仲淹又修筑大顺城,遏止白豹城、全汤城一带的敌军进犯;同时,修葺细腰、胡芦等军塞,切断敌军通路,使明珠、灭臧两部族安心归附大宋。

庆历二年(1042年)闰九月,元昊分兵两路,再次大举攻宋。泾原路经略安抚招讨使王沿获知夏军来攻,命副使葛怀敏率军阻击,进抵定川寨,宋夏会战,宋军大败,葛怀敏与部将等16人战死,丧师9400余人(定川寨之战)。元昊获胜后,挥师南下,进逼潘原,关中震动。十月,范仲淹率领六千军队,从邠州、泾州出发来进行援救,西夏军队撤出边塞。仁宗非常欣赏范仲淹军事才能,加封为枢密直学士、右谏议大夫,任鄜延路都部署、经略安抚招讨使。

十一月,仁宗采纳范仲淹建议,恢复设置陕西路安抚、经略、招讨使,让范仲淹、韩琦、庞籍分领职事。范仲淹与韩琦在泾州设置官第,将文彦博调到秦州做统帅,滕宗谅调到庆州做统帅,张亢担任渭州的统帅。范仲淹作将领,号令清楚,爱护士兵,对于前来归附的各部羌人,诚恳接纳,信任不疑,因而,至元昊向北宋称臣(庆历和议),西夏军队不敢轻易侵犯他所统辖的地区。

庆历新政

庆历三年(1043年),元昊请求议和,西方边事稍宁,仁宗召范仲淹回京,授枢密副使,又擢拔欧阳修、余靖、王素和蔡襄为谏官(俗称“四谏”),锐意进取。六月,谏官上言范仲淹有宰辅之才,仁宗欲拜为参知政事,范仲淹推辞不就;八月,仁宗罢免副宰相王举正,再拜范仲淹为参知政事。

仁宗调整辅臣结构后,多次召见富弼、范仲淹等人,征询天下大事。范仲淹虽感谢皇恩,却认为事有先后,朝廷陈弊积久,非一朝一夕所能改变。仁宗遂亲笔诏书,开天章阁、陈设笔砚、赐坐以待。范仲淹惶恐不安,退朝后作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,上疏仁宗“明黜陟、抑侥幸”等十件事。仁宗采纳,诏书统一颁布,以示天下,只有府兵法,因辅臣反对而作罢。

庆历四年(1044年),范仲淹又上疏仁宗“再议兵屯、修京师外城、密定讨伐之谋”等七事,并奏请扩大相权,由辅臣兼管军事、官吏升迁等事宜,改革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增加。新政实施后,恩荫减少、磨勘严密,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,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,指责范仲淹等是“朋党”的议论再度兴起。六月,边事再起,范仲淹请求外出巡守,仁宗任命为陕西、河东宣抚使。

庆历五年(1045年)正月,反对声愈加激烈,范仲淹请求出知邠州,仁宗准奏,遂罢免其参知政事之职,改为资政殿学士、知邠州,兼陕西四路缘边安抚使。冬十一月,范仲淹因病上表请求解除四路帅任、出任邓州,以避边塞严寒,仁宗升为给事中、知邓州。随着范仲淹、富弼等大臣的离京,历时仅一年有余的新政也逐渐被废止,改革以失败告终。

高风亮节

庆历六年(1046年),范仲淹抵达任所邓州,重修览秀亭、构筑春风阁、营造百花洲,并设立花洲书院,闲暇之余到书院讲学,邓州文运大振。时尹洙被贬筠州,疾病缠身,范仲淹便把尹洙接到邓州养病。

庆历八年(1048年),有诏调范仲淹知荆南府,邓州人民殷切挽留,范仲淹也喜欢邓州,就奏请朝廷,得以留任。范仲淹在邓州共计三年,百姓安居乐业,其传世名篇《岳阳楼记》及许多诗文均写于邓州。

皇祐元年(1049年),范仲淹调任杭州。子弟以范仲淹有隐退之意,商议购置田产以供其安享晚年,范仲淹严词拒绝。十月,范仲淹出资购买良田千亩,让其弟找贤人经营,收入分文不取,成立范氏义庄,对范氏远祖的后代子孙义赠口粮,并资助婚丧嫁娶等用度。

皇祐三年(1051年),升为户部侍郎,调往青州,因冬寒病重,求为颍州。

皇祐四年(1052年),调任颍州,范仲淹扶疾上任,行至徐州,与世长辞,享年六十四岁。十二月,葬于河南洛阳县尹樊里万安山下,仁宗亲书“褒贤之碑”,赠兵部尚书,谥号文正,追封楚国公。

主要成就

政治贡献

地方治绩

范公堤遗址范仲淹出任泰州时,征调民众4万多人,重修捍海堰。自天禧五年(1021年)至天圣四年(1026年)完成,新堤横跨通、泰、楚三州,全长约200华里,不仅当时人民的生活、耕种和产盐均有了保障,还在后世“捍患御灾”中发挥了重要作用,当地人民将所修之堤命名为“范公堤”,遗址迄今犹存。

景祐元年(1034年),苏州久雨霖潦,江湖泛滥,积水不能退,造成良田委弃,农耕失收,黎民饥馑困苦,范仲淹出知苏州后,根据水性与地理环境,提出开浚昆山、常熟间的“五河”,将积水导流太湖,注入于海的治水计划。范仲淹以“修围、浚河、置闸”为主的治水经画,不但获得时舆的赞扬,还泽被后世,自南宋一直至元、明的两浙职守,都依照这个模式去整治水患。

实施新政

庆历三年(1043年)八月,范仲淹针对内忧(官僚队伍庞大但行政效率低)外患(辽和西夏威胁着北方和西北边疆)的现状,上疏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,提出十项改革纲领,主张澄清吏治、改革科举、整修武备、减免徭役、发展农业生产等,内容涉及到政治、经济、军事、教育、科举等各个方面和领域。新政实施的短短几个月间,政治局面已焕然一新:官僚机构开始精简;科举中,突出了实用议论文的考核,有特殊才干的人员,得到破格提拔;全国也普遍办起了学校。

庆历五年(1045年)正月,以夏竦为首的反对派攻击革新派为“朋党”,仁宗外放范仲淹、富弼等大臣,改革遂以失败告终。但新政虽只推行一年,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,成为王安石“熙宁变法”的前奏。

军事思想

康定元年(1040年),范仲淹奉调西北前线,担任边防主帅。针对西北地区地广人稀、山谷交错、地势险要的特点,范仲淹提出“积极防御”的守边方略,即在要害之地修筑城寨,加强防御工事,训练边塞军队,以达到以守为攻的目的。

军队制度上,取缔按官职带兵旧制,改为根据敌情选择战将的应变战术;建立营田制,解决军需问题,使军队面貌一新,应变能力和作战能力大大提高。防御工事方面,构筑城寨、修葺城池、建烽火墩,形成以大顺城为中心、堡寨呼应的坚固战略体系。对沿边少数民族,诚心团结,慷慨优惠,严立赏罚公约,使其安心归宋。同时,范仲淹精选将帅、大力提拔军队将领,使西北军中涌现出狄青、种世衡等名将,又训练出一批强悍敢战的士兵,直到北宋末年,这支军队仍是宋朝的一支旅。

范仲淹利用筑城修寨进行积极防御的思想,使西北军事防务形势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,边境局势大为改观。庆历四年(1044年),北宋与西夏最终缔署合约,西北边疆得以重现和平。

文学成就

散文

宋自建国至仁宗七十多年来,墨守祖宗家法,政尚循谨,浮华奢靡的背后潜伏着种种危机。范仲淹洞破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,重视文章的政治教化作用,主张文章是政治重要的有机组成部分,关系到社会风俗的醇厚讹薄、国家的兴衰成败。在经世济时思想的影响下,范仲淹反对宋初文坛的柔靡文风,提出了宗经复古、文质相救、厚其风化的文学思想。范仲淹的文章,立足点在于政而不在于文,在价值取向上与扬雄王勃、韩柳以及宋初复古文论一样,具有历史意义和复古精神,对宋初文风的革新具有积极作用。

散文创作上,范仲淹作品以政疏和书信居多,陈述时政,逻辑严密、有很强的说服力,苏轼曾评价《上政事书》“天下传诵”;《灵乌赋》一文,“宁鸣而死,不默而生”,是中国古代哲人争自由的重要文献;名篇《岳阳楼记》,借作记之机,规劝友人“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”,全文融记叙、写景、抒情、议论为一体,动静相生,思想境界崇高,成为杂记中的创新,其中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为千古名句。

诗歌

诗歌上,范仲淹主张“范围一气”、“与时消息”。范仲淹继承了孟子的“浩然之气”,又将曹丕的“文气说”、陆机钟嵘的“感物说”和“天人合一”的诗学思想捏合在一起,他认为,诗人创作的冲动与意向,是秉承大道之“一气”,感于万物并通过万物体现出来。范仲淹的“与时消息”则继承了刘勰的“为情而文”观和白居易“文章合为时而著,歌诗合为事而作”的主张,把政治教化和为情造文有机有机结合起来,范仲淹批判宋初诗坛的盲目模仿之风和无病呻吟之态,主张诗歌创作要忠于生活现实,符合时事,不为空言。

范仲淹诗歌存世305首,内容非常广泛,或言志感怀,抒写伟大的政治抱负;或关注民生,抒发忧国忧民的情怀;或纪游山水,歌颂祖国大好河山;或咏物寄兴,展现自己的人格操守。诗意淳语真,艺术手法多样,以清为美的特点

范仲淹书法艺术尤为突出,以文为诗、议论化的倾向非常明显,同时注意白描手法和叠字的运用,与当时的白体、晚唐体及西昆体相比,呈现出迥然不同的面貌,成为宋初诗歌由唐音向宋调转变的重要一环。

范仲淹词作存世共五首,虽然数量较少,但首首脍炙人口,在宋词的发展中起着承前后的重要作用。北宋建国至宋仁宗,生活享乐渐成风尚,以艳情为主要创作话题的歌词亦趋向繁荣。范仲淹于仁宗年间登上词坛,其词作内容和风格丰富多样,有直接写艳情者,也有跳出艳情之外者,正是过渡时期遗留下来的深刻痕迹。

《渔家傲.秋思》一词,反映了边塞生活的艰苦,表达了作者反对入侵、巩固边防的决心和意愿,同时还表现出外患未除、功业未建、久戍边地、士兵思乡等复杂矛盾的心情。在范仲淹之前,很少有人用词这一新的诗体形式来描写边塞生活,唐人韦应物的《调笑令.胡马》虽有“边草无穷日暮”之句,但没有展开,且缺乏真实的生活基础,因而,范词实际上是边塞词的首创。不仅如此,这首词的内容和风格还直接影响到宋代豪放词和爱国词的创作,为词世界开辟了崭新的审美境界,也开启了宋词贴近社会生活和现实人生的创作方向。《剔银灯.与欧阳公席上分题》和《定风波.自前二府镇穰下营百花洲亲制》两词,读史、咏风景,题材宽泛,与艳情无关,与北宋前期词坛的创作风格合拍,表现了从晚唐五代至北宋前期歌坛衰变的一个过程。

范仲淹的艳情之作(《苏幕遮.怀旧》、《御街行.秋日怀旧》),总是写出一种宏大的时空背景,与同时代其他词人“小圆香径”、“庭院深深”的狭深环境迥然不同。而沉挚真切、婉丽动人的风格,也极大地改变了宋人的创作观念,引导着词坛创作风气的转移,对后世词坛产生着深刻影响。

教育方略

范仲淹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正统的教育思想,把“兴学”当作是培养人才、救世济民的根本手段。在《上执政书》中,范仲淹明确提出“重名器”(慎选举、敦教育),把当时科举以考试取人、而不在考试之先育人,比之为“不务耕而求获”,主张“劝学育才”,恢复制举并使之与教育相衔接。庆历年间主政时,范仲淹再次提出“复古兴学校,取士本行实”,着力改革科举考试制度、完善教育系统、加强学堂管理,各地亦奉诏建学,地方学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,时谓“盛美之事”。

师资选材上,范仲淹提倡明师执教、经实并重。范仲淹注重对教师的培养和选拔,把“师道”确立为教育的重心,他推荐的名师胡瑗、李觏等,皆为北宋著名的教育家。教学内容上,范仲淹提倡“宗经”,以儒家经典培养能通达“六经”、悉经邦治国之术的人才;同时注意兼授诸算学、医药、军事等基本技能,培养具有专门知识、技能的实用人才。

范仲淹亦身体力行,无论“居庙堂之高”、还是“处江湖之远”,足迹所涉,无不兴办学堂,教泽广被;晚年又设义田、建义学,对族中子弟实行免费教育,激劝“读书之美”,范氏义学在教化族众、安定社会、优化风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,开启了中国古代基础教育阶段免费教育的新风尚。

书法成就

范仲淹善书。宋黄庭坚《山谷题跋》中云:“范文正公书落笔痛快沉著,极近晋宋人书。”又云:“范文正公书《伯夷颂》极得前人笔意,盖正书易俗,而小楷难于清劲有精神。朱长文《续书断》谓仲淹晚年学王羲之乐毅论》,亦一代之墨宝也。明唐锦《龙江梦余录》评范仲淹书极端劲秀丽,无毫鋩纵逸之态。”清高士奇也称范仲淹书法“挺劲秀特,肖其为人”。

人物评价

总评

范仲淹“文武兼备”、“智谋过人”,无沦在朝主政、出帅戍边,均系国之安危、时之重望于一身。他对某些军事制度和战略措施的改善,使西线边防稳固了相当长时期;他领导的庆历革新运动,虽只推行一年,却开北宋改革风气之先,成为王安石“熙宁变法”的前奏;即使在担任地方官时,他也殚精竭虑,鞠躬尽瘁。

范仲淹不仅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和军事家,还是一位卓越的文学家和教育家。作为宋学开山、士林领袖,他开风气之先,文章论议,必本儒宗仁义;并以其人格魅力言传身教,一生孜孜于传道授业,悉心培养和荐拔人才;乃至晚年“田园未立”,居无定所,临终《遗表》一言不及私事。

他倡导的“先忧后乐”思想和仁人志士节操,为儒家思想中的进取精神树立了一个新的标杆,是中华文明史上闪灼异彩的精神财富。千载迄今,各地有关范仲淹的遗迹始终受到人们的保护和纪念。

历代评价

《宋史》:自古一代帝王之兴,必有一代名世之臣。宋有仲淹诸贤,无愧乎此。仲淹初在制中,遗宰相书,极论天下事,他日为政,尽行其言。豪杰自知之审,类如是乎!考其当朝,虽不能久,然先忧后乐之志,海内固已信其有弘毅之器,足任斯责,使究其所欲为,岂让古人哉!

姜遵:朱学究(范仲淹)年虽少,奇士也。他日不惟为显官,当立盛名于世。

欧阳修:公少有大志,每以天下为己任。

叶清臣:为社稷之固者,莫知范仲淹。...至于帅领偏裨,贵能坐运筹策,不必亲当矢石,王德用素有威名,范仲淹深练军政,庞籍久经边任,皆其选也。

蔡襄:公薨之后,独无余资。君国以忠,亲友以义,进退安危,不易其志。立身大节,明白如是。

朱长文:范文正公置义田、义宅,至今四十年,而丞相、侍郎兄弟(仲淹次子、三子)继承其志,近益增广。九族之间,莫不被其惠。

王安石:一世之师,由初起终,名节无疵。

苏轼:①出为名相,处为名贤;乐在人后,忧在人先。经天纬地,阙谥宜然,贤哉斯诣,轶后空前。②公在天圣中,居太夫人忧,则已有忧天下致太平之意,故为万言书以遗宰相,天下传诵。至用为将,擢为执政,考其平生所为,无出此书者。其于仁义礼乐,忠信孝弟,盖如饥渴之予饮食,欲须臾忘而不可得。如火之热,如水之湿,盖其天性有不得不然者。虽弄翰戏语,率然而作,必归于此。故天下信其诚,争师尊之。

苏辙:范文正公笃于忠亮,虽喜功名,而不为朋党。

王十朋:堂堂范公,人中之龙。正色立朝,奸邪不容。材兼文武,永履仁义。

刘珙:此五君子(诸葛亮杜甫颜真卿韩愈、范仲淹),其所遭不同,所立亦异,然其心则皆所谓光明正大,踈畅洞达,磊磊落落而不可揜者也,其见于功业文章,下至字画之微,盖可以望之而得其为人。

楼钥:文正公奋身孤藐,未尝赖宗人毫发之力。既达,则阖族受解衣推食之恩。

孙应时:若吴范氏之有义庄也,然后能仁其族於无穷,非文正公新意欤?盖公平生所立不待称赞,此其一事已足为百世师矣。

朱熹:①范文正杰出之才。②本朝道学之盛,亦有其渐,自范文正以来已有好议论。

吕中:先儒论宋朝人物,以范仲淹为第一。

罗大经:国朝人物,当以范文正为第一,富韩皆不及。

罗璧:陈平为宰相,不问钱、谷、讼狱,丙吉为宰相,不问横道死人,但以镇国家、理阴阳、亲诸侯、附百姓为事,汲黯为九卿,拾遗补过,范文正公所至为政,敦礼教、厚风俗,皆识其大者也。

元好问:文正范公,在布衣为名士,在州县为能吏,在边境为名将,其才其量其忠,一身而备数器。在朝廷,则孔子之所谓大臣者,求之千百年间,概不一二见,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。

王恽:堂堂范公,三代之佐。致君泽民,尽夫在我……笃信力行,曾不易虑,受知裕陵,千载一遇。

张起岩:有际天人之学,斯可以服天下之望,有扩宇宙之量,斯可以成天下之务,有坚金石之操,斯可以任天下之重。隆然晔然震耀于世道者,则范文正公其人也。

徐琰:致君之志,动物之诚,放诸四海而准,百世而下,闻者莫不兴起也。是岂区区富贵利达,以炫耀于须臾者,可同日而语哉?。

方孝孺:古之至人,忘己徇民……孰若先生,唯民之忧。饮食梦寐,四海九州。

马中锡:夫范公一代奇才也……宜其见诸事为者,彪炳轰烈,撑扶天地。

毕瑜:先天下忧,后天下乐,出则泽被生民,入则风生台阁,侃侃封章,天子动容,凛凛甲兵,西贼胆落。呜呼!休哉,千百世之下,闻公之风,诚足以廉顽而敦薄。

王鏊:昔在有宋,吾苏入参大政者,有两范公(范仲淹、范成大)。文正公当仁宗朝,开天章阁求治,更张庶治,将大有为焉。未一年,以小人不悦罢。文穆当孝宗朝,在政府两月,未及有焉,以言者罢。前宋之治,莫盛仁宗;南渡后,莫盛孝宗,皆锐意太平。二公皆以身许国,可谓千载之遇,而皆不能少其志。呜呼,道之难行其已久矣!忠良不可容于时,自昔然矣!文正子孙,今在吴中最盛,所谓岁寒堂者,有司春秋享祀不绝;而文穆之后无闻焉。文正为宋人物第一流,文穆其流亚欤。观其使金受书之仪,举朝皆悚,有苏子卿(苏武)啮雪之操;缴还阁门张说词头,有阳城裂麻之忠;奏罢明洲海物之献,盖与孔戡之政同;其在成都,演武修文,奖用名节,间与陆务观诸人赓唱,流风余韵,渐被岷峨;而吴中民风士俗,人情物态,尽悉备见其时。

归有光:韩、富二公,与范希文、欧阳永叔,一时并用,世谓之韩、范、富、欧。魏公嘉佑、治平间,再决大策、以安社稷。当朝廷多故,处危疑之际,知无不为,而与范、欧同心辅政,百官奉法循理,朝廷称治。

王夫之:(范仲淹)以天下为己任,其志也。任之力,则忧之亟。故人之贞邪,法之疏密,穷檐之疾苦,寒士之升沉,风俗之醇薄,一系于其心……若其执国柄以总庶务,则好善恶恶之性,不能以纤芥容,而亟议更张;裁幸滥,核考课,抑词赋,兴策问,替任子,综核名实,繁立科条,一皆以其心计之有余,乐用之而不倦。唯其长也,而亟用之,乃使百年安静之天下,人挟怀来以求试,熙、丰、绍圣之纷纭,皆自此而启,曾不如行边静镇之赖以安也。

李光地:范文正事业不必胜人,而为第一流者,功在推奖人才,故陈止斋谓“百年用其余”也。

陆以湉:此四人者(范仲淹、诸葛亮、陆贽、文天祥),皆经纶弥天壤,忠义贯日月。

钱君倚:范文正公平生好施与,择其亲而贫、疏而贤者咸施之。方贵显时,置负郭常稔之田千亩,号曰义田,以养济群族之人。日有食,岁有衣,嫁、娶、婚、葬皆有赡。

全祖望:高平一生粹然无疵,而导横渠张载以入圣人之室,尤为有功。

仲鹤庆:茫茫潮汐中,矶矶沙堤起,智勇敌洪涛,胼胝生赤子,西塍发稻花,东火煎海水,海水有时枯,公恩何日已。

纪昀:行求无愧于圣贤,学求有济于天下,古之所谓大儒者,有体有用,不过如此。

陈去病:独范文正以矫厉特异之才……盖惟心无所偏私,用能绝人之贪,而宇宙亦以清宁。

张寿镛:道学气节则文正范公为之魁。

杨昌济:宋韩、范并称,清曾、左并称,然韩、左办事之人,范、曾办事兼传教之人也。

蔡东藩:若夫韩琦、范仲淹二人,亦不过一文治才耳。主战主守,彼此异议,主战者有好水川之败,虽咎由任福之违制,然所任非人,琦究不得辞责。主守者遭元昊之谩侮,微杜衍,仲淹几不免杀身。史虽称韩、范善防,然卒无以制元昊,使之帖然归命,非皆武略不足之明证耶?

毛泽东:①中国历史上有些知识分子是文武双全,不但能够下笔千言,而且是知兵善战。范仲淹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。②(范仲淹词)介于婉约与豪放两派之间,既苍凉又优美,使人不厌读。

江泽民:所有党员领导干部,都应该“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”。

主要作品

据《宋史》载,范仲淹作品有《文集》二十卷,《别集》四卷,《尺牍》二卷,《奏议》十五卷,《丹阳编》八卷。北宋有刻本《范文正公文集》,南宋时有乾道刻递修本、范氏家塾岁寒堂刻本,皆二十卷。

《江上渔者》《鹤联句》《登表海楼》《河朔吟》《游庐山》《春日游湖》《新定感兴五首》

《酬和黄太博》《绛州园池》《送魏介之江西提点》《归雁》《登表海楼》《过馀杭白塔寺》

《访陕郊魏疏处士》《出守桐庐道中十绝》《和葛闳寺丞接花歌》《怀庆朔堂》《春日游湖》

《祠风师酬提刑赵学士见贻》《古鉴》《过太清宫》《送石曼卿》《阅古堂诗》《赠张先生》

《上汉谣》《野色》《河朔吟》《纪送太傅相公归阙》《石子涧二首》《答梅圣俞灵乌赋》

《苏幕遮.怀旧》《渔家傲.秋思》《剔银灯.与欧阳公席上分题》《御街行.秋日怀旧》

《定风波.自前二府镇穰下营百花洲亲制》

《岳阳楼记》《与唐处士书》《答手诏条陈十事》《与韩琦书》《灵乌赋》《上执政书》

《严先生祠堂记》《上攻守二策状》《上吕相公并呈中丞咨目》《邠州建学记》

《道服赞》《师鲁帖》《远行帖》《边事帖》

文献记载

史书

脱脱

《宋史》卷三百一十四

毕沅《续资治通鉴》卷三十八——卷五十二李焘 《续资治通鉴长编》卷一百四——卷一百七十二碑铭富弼《范文正公仲淹墓志铭》欧阳修《范公神道碑》 传记
  楼钥《范文正公年谱》范成大《范仲淹传略》张唐英《范仲淹传》曾巩《隆平集.卷八.范仲淹传》王称《东都事略.范仲淹传》

轶事典故

断齑画粥

范仲淹幼年丧父,四岁时随继父迁至长山,励志苦读于醴泉寺。因家境贫寒,便用两升小米煮粥,隔夜粥凝固后,用刀切为四块,早晚各食两块,再切一些腌菜佐食。成年后,范仲淹又到应天书院刻苦攻读,冬天读书疲倦发困时,就用冷水洗脸,没有东西吃时,就喝稀粥度日。一般人不能忍受的困苦生活,范仲淹却从不叫苦。经过苦读,范仲淹终于在大中祥符八年(1015年)进士及第,官至参知政事。

龙图老子

1038-1043年间,范仲淹以龙图阁直学士身份经略西线边防,改革军事制度、调整战略部署,构筑以大顺城为中心、堡寨呼应的坚固防御体系,西北战线固若金汤,夏人不敢犯。西北边陲谣曰:“军中有一范,西贼闻之惊破胆。”羌人称范仲淹为“龙图老子”;夏人称其为“小范老子”,认为“小范老子胸有十万甲兵!”

宽厚仁爱

范仲淹担任邠州知州时,有一次登楼饮酒,尚未举杯,就看到几个人披麻戴孝地营造葬具。范仲淹急忙派人询问,得知是一名书生客死邠州,准备就近埋葬,但墓穴、棺材和治丧用具尚未制备。范

仲淹听后非常悲伤,立即撤去酒席,并赠以钱财,使其得办丧事。

庆历年间,张海(一说王伦)率领人马攻打淮南,路过高邮,高邮知军晁仲约料想无法抵挡,就昭示当地富人捐钱献酒,前去慰劳,“盗寇”很高兴,没有施暴就离开了高邮。事情传开后,朝廷非常愤怒,富弼提议处死晁仲约。范仲淹说:“若郡县兵力足以应战或防守,遭遇贼兵不抵御而去贿赂,在法理上知军必须处死;但实际情况是高邮兵力不足,根本没有办法抵抗或防守;这种情况下杀死知军不是立法的本意。”仁宗听后,接受范仲淹的意见,赦免了晁仲约。

范仲淹治理国家崇尚忠厚,勤政爱民,深得百姓爱戴。范仲淹戍边西北时,邠州、庆州的百姓和众多的羌部族,在其生前就悬挂他的画像以祭拜。范仲淹去世后,闻知消息的人无不扼腕叹息,羌部族的数百首领,像孝子一样放声痛哭,并斋戒三日以后才离开。

严谨治学

范仲淹替人写墓志铭,写毕封好刚要发送时,忽然想到:“这篇铭记不能不让尹洙看。”第二天,范仲淹就把铭文交给尹洙过目,尹洙看后说:“你的文章已经很出名,后代人会以你的文章为典范,不能够不谨慎啊。现在你把转运使写作刺史,知州写成太守,固然清雅古隽,但现在却没有这些官职名称,后人必然心生疑惑,这正是引起庸俗文人争论的原因啊。”范仲淹听后,感叹地说:“多亏请你看了,否则,我差一点要失误啊。”

只弹履霜

范仲淹素爱弹琴,曾于琴中思古,又向志于琴道的崔遵度请教“琴何为是”,并问还有谁与他志同道合,崔公说是唐处士,于是范仲淹“拜而退,美而歌曰:有人焉,有人焉,且将师其一二。”他为自己寻到能学琴与琴道的老师快乐如孺子。据陆游《老学庵笔记》载:范文正公喜弹琴,然平日只弹《履霜》一操,时人谓之范履霜。

教子扶危

范仲淹熟治家甚严,教导子女做人要正心修身、积德行善,范氏家风清廉俭朴、乐善好施。一次,范仲淹让次子范纯仁自苏州运麦至四川。范纯仁回来时碰见熟人石曼卿,得知他逢亲之丧,无钱运柩返乡,便将一船的麦子全部送给了他,助其还乡。范纯仁回到家中,没敢提及此事。范仲淹问他在苏州遇到朋友了没有,范纯仁回答说:“路过丹阳时,碰到了石曼卿,他因亲人丧事,没钱运柩回乡,而被困在那里。”范仲淹立刻说道:“你为什么不把船上的麦子全部送给他呢?”范纯仁回答说:“我已经送给他了。”范仲淹听后,对儿子的做法非常高兴,并夸奖他做的对。

举贤任能

范仲淹特别善于识人,当狄青还是个下级军官时,范仲淹就对他很器重,授之以《左氏春秋》说:将不知古今,匹夫勇尔。狄青从此折节读书,精通兵法,后以武官任枢密使,成为一代名将。

张载少年时,喜欢谈兵,至欲结客取洮西之地。二十一岁时,谒见范仲淹,范仲淹一见知其远器,作为将领实在屈才,对他说:儒者自有名教可乐,何事于兵?劝他读《中庸》。后来张载遍观释老,无所得反而求六经,后成为北宋五子之一,宋明理学关学的创始人,一代大儒。

富弼少年时,好学有大度,范仲淹见而奇之说:王佐之才也”,并把他的文章给王曾、晏殊看,晏殊就把女儿嫁给了富弼。宋仁宗恢复制科后,范仲淹告诉富弼说:你应该由制科步入仕途”,并推举他为茂材异等,富弼从此进入官场,成为一代名相。

相传范仲淹任杭州知府时,城中文武官员,大多得到过他的推荐,惟有苏麟,因在外县担任巡检,不在城里,未得提拔。于是,苏麟就向范仲淹献诗一首,其中有两句为:“近水楼台先得月,向阳花木易为春。范仲淹理解他的心情,便为他写了一封推举信,后来苏麟也得到升迁。

性情中人

历史上,人们给以范仲淹特别高的评价,“才其量其忠,非但为一代宗臣而已”。其实,范仲淹并没有把自己看成完人,反而是喜欢袒露自己的真实性情。他也发过牢骚:“人世都无百岁。少痴騃、老成尪悴。只有中间,些子少年,忍把浮名牵系。一品与千金,问白发、如何回避?”

宋人吴曾记载过这样一件事:范仲淹任饶州知州时,官妓中有一位小歌妓(“小鬟”),范仲淹颇为看中。后来范仲淹被调回京师,因小鬟年纪太小,不便携行,就给他的朋友魏介寄了一首诗(《怀庆朔堂》),在诗中说道:“庆朔堂前花自栽,便移官去未曾开。年年长有别离恨,已托东风干当来”。魏介心领神会,就把小鬟买来转送范仲淹。南宋姚宽还记载范仲淹曾以胭脂寄小鬟,并题诗“江南有美人,别后常相忆。何以慰相思,赠汝好颜色”。明人朱有炖据此改编为杂剧《甄月娥春风庆朔堂》,剧前引言亦详述此事。

三光风范

范仲淹忧国忧民,不图个人荣华富贵,从二十七岁进士及第到五十五岁主持新政,在漫长的官宦生涯中,范仲淹关心政治,每遇国家大事,总是慷慨直言,由于他直言敢为,曾在八九年间里三次被贬:1029年,范仲淹因谏言太后还政,被贬;接着又在废郭皇后上二次被贬;1035年,范仲淹上《百官图》第三次被贬。

在这几次事件中,范仲淹都是重要的策动者,尤其后两次,成为影响庆历士风构建的两个重要事件,获得了北宋士人的人格认同。据丁传靖《宋人轶事汇编》记载,范仲淹三次被贬,每贬一次,时人称“光”(光耀)一次,第一次称为“极光”,第二次称为“愈光”,第三次称为“尤光”。

家族成员

家世先祖 范滂字孟博,东汉时,举孝廉,历任清诏使、光禄勋主事,江夏八俊之一。范履冰 

唐睿宗时,官至同凤阁鸾台平章事(宰相)。

高祖范隋唐懿宗时,历任幽州良乡主簿、处州丽水县丞,后举家迁至苏州。曾祖

范梦龄

仕吴越,曾任节席推官。北宋年间,追赠太师,封徐国公。

祖父

范赞时

仕吴越,官至秘书监。北宋年间,追赠太师,封唐国公。

父亲 范墉

早年仕吴越,后随吴越王钱俶降宋,任武宁军节度掌书记,封太师、周国公。

母亲谢氏范墉去世后,改嫁朱文翰,范仲淹为其第三子。继父朱文翰长山人,曾任平江推官,范仲淹两岁时,母亲改嫁。平辈仲兄范仲温生平不详。长兄等——范仲淹共有兄弟五人,其他三位兄弟皆早卒,生平姓名不详。子辈
  长子范纯祐字天成,范仲淹长子,历任监主簿、司竹监。次子范纯仁字尧夫,中皇祐元年进士及第,官职北宋宰相。第三子范纯礼字彝叟,历任河南府判官、吏部郎中、礼部尚书等职。第四子范纯粹字德孺,官至户部侍郎。孙辈
  孙子范正臣范纯祐之子,守太常寺太祝。孙子范正思范纯仁之子,字子思(一说子默),至孝,居父丧感伤而疾,十年不愈。孙子范正平范纯仁之子,字子夷,历任开封尉、象州知州,著有《荀里退居编》。

后世纪念

墓葬

万安山范仲淹陵园范仲淹墓,位于洛阳城东南伊川县彭婆乡许营村万安山南侧,分前后两域。前域为范仲淹及其母秦国太夫人、长子监溥公范纯佑墓,中央祭庙一所,内有殿房,殿中悬光绪皇帝御笔“以道自任”匾额;宋仁宗篆额的“褒贤之碑”,高4.08米,宽1.41米,厚0.48米,碑文由欧阳修撰,王洙书,字迹大体清晰,另有翁仲、石羊、石狮等。后域为次子范纯仁、三子范纯礼、四子范纯粹及后代之墓。

2006年,范仲淹墓作为宋代古墓葬,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

纪念馆

各地范仲淹纪念馆苏州范仲淹纪念馆,位于苏州天平山风景区,内塑范文正公坐像、铜像,刻有先天下之忧而忧,后天下之乐而乐石牌楼。2006年,在原祠堂西侧,又建有范仲淹纪念馆新馆,采用庭院式厅堂布局,分三厅一廊一房,其中北厅为序馆,主要是范仲淹的生平简介、范氏家谱等内容,中厅重点介绍范仲淹一生的功绩,南厅则展示范仲淹在文学上的成就,附房展示有漆雕万笏朝天图高义园世宝

泰州范仲淹纪念馆,位于江苏泰州兴化市宋县署两庑,始建于2000年,馆区分为文正流风、重教兴城、廉政为民、景范遗风四个部分,为国家AAAA级旅游景区。

另外,在山东滨州、河南商丘等地也有范仲淹纪念馆。

花洲书院

邓州花洲书院花洲书院,位于邓州古城东南隅。庆历六年(1046年),范仲淹任邓州知州时,始建书院学堂—春风堂、藏书楼、斋舍,并在书院东侧营造百花洲,花洲书院因此得名。自南宋至清,历任知州均重视整修花洲书院,办学规模也越来越大。

2002至2005年,邓州市政府对花洲书院进行了全面修复,重修后的花洲书院,占地126亩,分五进四院,主要建筑有春风堂(传为《岳阳楼记》诞生处)、春风阁、先圣殿、万卷阁、览秀亭、景范亭、思范亭、百花洲、范文正公祠、范仲淹纪念馆、范仲淹诗文碑廊等。

2006年,花洲书院被列入河南省第四批文物保护单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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